导读：中国社会对奢侈品的偏见极大地妨碍了本土奢侈品牌的发育和成熟。我们应该从全面改变对奢侈品的偏见开始,培育自己面向内需的奢侈品牌。

我注意到其中的两个网友留言,很有代表性,一曰:一个老百姓穷得叮当响的国度,要成为全球最大奢侈品市场,是幸运还是悲哀?另一个回答说:这不是悲哀,悲哀的是这些奢侈品大多出自欧美,而正是大把的钞票流进了昔日侵略者的腰包。昔日有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,掏空国人腰包。今有侵略者的子孙用奢侈品掏国人腰包,真是莫大讽刺。

笔者在《从LOGO招摇到低调华丽》一文中曾经写道:奢侈品是无声的炫耀,是身份、品位、精致和美好生活的象征。除了满足蠢蠢欲动的虚荣心,奢侈品其实是包含了千百年来人类对精致生活的美好向往与追求。慢慢地你还会发现,它居然跟现代最时尚的环保理念相吻合!它精美绝伦、经久耐用的品质,是对高能耗易碎品的反叛;它在不断地传承与累积历史、文化和家族传承的丰富人类信息,可以传家传世而经久不绝。甚至,它有可能间接起到降低房价物价的作用。它像一个深不可测的资金蓄水池,以海纳百川之气度吸纳社会上大量的资金流动性,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生活的必需品中吸引到更为精细、更耗费人类精神,却又最节约自然资源的非必需品领域中来,为降低物价、直接间接造福百姓大众充当介质。

前些天读熊培云先生的《重新发现社会》,更是看到历史上卓越的思想家都不反对奢侈品。如孟德斯鸠在《论法的精神》中所说,“富人不奢侈,穷人将饿死”;维尔纳在《奢侈与资本主义》中也表达了“奢侈带来资本主义” 这一观点。当有学者指出,奢侈破坏人类天性时,主张“富足与自由乃人生两大幸事”的亚当斯密同样在《国富论》中指出,禁奢法代表了“君王大臣们力图监管个人经济活动的无能和想当然”。

熊培云先生亦认为,真正给公众生活造成 “天价伤害”的不是市场,而是垄断。事实上,真正的市场不畏惧天价,鱼龙混杂同样是一种社会生态。如果将这种选择性的“天价消费”理解为一种“奢侈”,天价也会有积极意义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,天价甚至可能引领时尚,并且通过“拖拽效应”使奢侈品逐渐成为日常用品。比如说,在1900年室内盥洗室是奢侈品, 如今早已进入寻常人家。在经济层面,一个社会可以通过富人的天价消费(奢侈),实现财富的转移和重新分配;而在政治与社会层面,这种“必要的奢侈”同样因为承认人的欲望和天性,可以在客观上抵御“安贫乐道法”里所承载的隐秘统治。

奢侈品市场的不断成长壮大,对于今后中国的经济转型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转型,今天的中国已经从总体上告别了供给不足的卖方市场,物资极度匮乏的时代一去不还;相反的,我们还必须高度依赖外向型经济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。

但这种高度依赖外向型经济的做法,却如郎咸平教授所言,国外金融资本、产业资本完全控制了定价权,控制了原材料,控制了销售定价权,“两头在外”。然后将制造放在中国,破坏我们的环境,浪费我们的资源,最后通过原材料和成品价格控制这两端把我们洗得干干净净。我们的政府、我们的企业家和我们的工人都格外努力,但我们制造一个玩具只赚1角钱人民币,出口到美国,人家却可以赚3.6美元!导致我们这个全世界最勤劳的民族,拿的却是全世界最低的工资。据统计,全球薪资收入欧美最高,占GDP55%,南美洲 38%,东南亚20%,中东25%,非洲20%以下,我们国家2009年薪资收入仅占GDP8%,全世界最低;工作时间全世界最长,一年工作时间2200 个小时。

回过头来,国外生产者又用大量生产过程没有污染、且有极高附加值的奢侈品掏我们的腰包,且价格远高于其在别国的售价。阿玛尼的西服价格我们是美国的3倍;松下54寸电视是美国的3.4倍;宝马Z4型的车,美国是3万美元,我们是60万元人民币,是美国的3倍;LEVI’S牛仔裤我们是美国的7倍……

中国社会对奢侈品的偏见极大地妨碍了本土奢侈品牌的发育和成熟。我们应该从全面改变对奢侈品的偏见开始,培育自己面向内需的奢侈品牌,深耕细作我们自己的民族工业、民族奢侈品牌,服装、汽车、珠宝、茶叶、白酒、黄酒乃至房地产业中的奢侈品等等,都可以是我们施展的领地。通过奢侈品牌这个品牌中的品牌、尖端中的尖端,让东方文化散发出更加恒久的魅力。